材料一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一届参议会。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共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商人、地主、富农的代表。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Ⅱ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参议会表决通过。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集政府和参议会常驻议员中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批评与意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各级参议会开会的时候，人民大胆地批评政府，积极提出意见。

——摘编自薛锋、贾民伟《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人民性论析》

材料二   1948年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在当前的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至此，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有关事项取得一致意见，并成为新政协筹备与召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崔利宏、樊祎冰《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及当代启示》

材料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研究会的宗旨之一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同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先后开展了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热潮。1951年7月28日，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会成立了。郭沫若指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后的两年间，中国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1953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关于该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一   1.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2.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摘自1929年《兴国县土地法》

材料二   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并规定：在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原则上须按照战前的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承认战前的借贷关系，但年利息一般不得超过一分半，如债务人付息已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如付息已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原借贷关系视为消灭。这一土地政策是符合中国共产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完全符合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需要。

——摘编自页川《简论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

材料三   1947年夏，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该法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把土地“恩赐”给农民。但是，大纲中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不仅导致许多地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中农的利益也大受侵犯，因此，后来在新区和全国范围内土改时即加以改变。

——摘编自韩广富曹希岭《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材料

    近代中国接触的西洋“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面对这“旷古未有的变局”，中国“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