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史学与社会

任何时代的史学现象、史学成果，都不能脱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历史的影响。

材料一

时期	史学成果举例
两汉时期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成为中国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传统。后人评论“这实在是一部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也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东汉班固著《汉书》，开创了我国纪传体断代史体裁
魏晋南北朝时期	出现撰写朝代史的盛况；有关北方民族史的著作也很多；家传、谱牒受到普遍关注；佛教史著作也有新的发展
隋唐时期	正式设立史馆，聚集史官修撰前朝史和国史，以宰相负责监修。中国古代“正史”中有八部产生于盛唐时期。还出现了几部反映盛大王朝地理风貌的全国地理总志；地方史、民族史、传记等获得新发展；在史家修养方面，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论
辽宋夏金元时期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部体裁不同的通史著作，把中国古代的通史撰述推向高峰；元末修撰了宋、辽、金三史
明清时期（1840年前）	李贽著《藏书》，以“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的批判精神，写出“不与旧时公案同”的史学评论，并指出“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德”论，史家修养体系更加完备
清代后期 （1840年—1911年）	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新史学”思潮兴起，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是传播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在史学撰述上更加关注边疆史地、外国史地、中外关系，以及欧美革命史的引入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

材料二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阐释、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李大钊曾撰写《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后来，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原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1920年，李大钊撰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

2.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黑死病之后的一百多年里，鼠疫在英国基本销声匿迹。但是到了16-17世纪鼠疫又开始爆发，并呈现出频发态势。据统计，1499一1500年、1517一1518年、1563年、1577年、1603一1604年、1664一1666年，英国都曾发生过不同规模的鼠痰。鼠疫须发除了大量人口死亡外，还造成了经济崩坏、社会失序、道德沦表等问题。面对鼠疫，以巫术魔法为主的民间医学与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主的正统医学，几乎一筹莫展。传统上以教会为主的应对机制，也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王国政府责无旁货地承担起应对鼠疫的责任，由国家主导应对疫病，亦即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逐渐拉开帷幕。

——摘编自邹翔《16—17世纪英国鼠疫与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维形》

3. 材料一 “欧洲观念”古已有之，但是欧洲观念具有政治内涵，却是进入近代以后的事。14世纪的几次大旱灾、1348年的大瘟疫和百年战争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主权国家的形成所导致的地区间冲突使欧洲人民饱尝战争之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伊拉斯谟的《基督教理》和莫尔爵士的《乌托邦》，这三部作品标志着以“统一”为特征的近代“欧洲观念”的最早形成。如何缔造一个享有永久和平的欧洲成为18世纪欧洲政治思维的重点。卢梭主张欧洲各国将主权转让给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并将“保证主权国家免遭不负责任的和不正义的权力觊觎者及臣民反叛的颠覆”。康德的联邦主义方案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出发，将永久和平推向一个世界主义历史发展观的高度，使永久和平的理论范围更加广泛，推理更加缜密。

——摘编自吴素敏《近代“欧洲观念”——欧洲一体化运动的理念先导》

材料二  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掀起“中华民族”性质的大讨论，参与其中的著名学者不下十余人。顾颉刚认为，“民族”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而中华民族实则就是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巩固中华民族理论构建成果的同时，形成“民族平等”的政治话语。但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问题”再次成为国家治理的客观问题。曾经参与1939年论辩的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学者们一致认为，该理论“将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把汉族的研究与少数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全局和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了高层次的宏观的新概括”。

——摘编自刘永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与中华民族理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