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指导和力量。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

材料二：

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部小说进行铺垫。霍克思在其译本中大胆地省却了这段文字的翻译，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译起。霍克思的省译，显然不是漏译或者不能译，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霍克思将“忠实”的对象定位于篇章层面。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称之为“临摹式翻译”。“临摹”是初学书画之法，就是照着一幅书法或者绘画描其形而逮其神，最终达到与原作的惟妙惟肖。临摹者往往会将忠实原作视为自己对艺术的全部追求，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正是这样一件艺术性高超的临摹作品。

（摘编自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

材料三：

从当下国际学界关于两百年《红楼梦》翻译史及诸种译本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学界就这两种译本的翻译技术性问题有着相当细致的讨论。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等问题。杨宪益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更注重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杨译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风俗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的翻译立场，这也是杨译本失去西方英语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于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超越了汉语《红楼梦》的字面意义，而旨在探求汉英双语背后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相互理解与解释的适应性。他使用西方本土读者谙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语及其文化、风俗等观念，以此来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从而完成了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

（摘编自杨乃乔《＜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谈异质文化观念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翻译的创造性》）

中国食客说起中华美食之道，往往喜欢引用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八个字。其实，孔子所言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更侧重于祭祀时饮食的态度而非对味道的追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烹饪、碓舂、切肉工艺均相对原始，将“食”做“精”、“脍”做“细”，体现了厨人与食者严肃真诚的态度。孔子的饮食观背后，是其心怀的礼制。《礼记》所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大意即是“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始于饮食活动”。

古代中国对食物的“淡漠”不仅出于食材的积累、交融的缓慢，更在于儒家文化对口腹之欲的“打压”。一方面，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教诲让士大夫阶层往往远离庖厨而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另一方面，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大夫阶层仕途通畅，“学而优则仕”也有着丰富的现实回报。至晚在唐代之前，文人对于饮食之事是少有重视的。

隋唐时期饮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风虽有较大发展，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响下，士大夫阶层的追求依然在“提笔安天下、马上定乾坤”之中，“烹羊宰牛”式的盛筵并没有孕育出与之相当的饮食文化。唐代盛极一时的烧尾宴，也只是公卿士大夫的盛宴，远非平民百姓所能享受。

转折来自于两宋：从个体角度来看，两宋文化昌盛导致读书人与日俱增以至于仕途门槛抬高，同时武功疲弱又令多少人雄志难酬。从朝廷角度来看，宋室有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之痛，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始便鼓励朝臣“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用舍行藏之下，也不由得士大夫们不将视线转向饮食了。

元朝统一后，汉族士人愈加边缘化。明清易代，朝廷中枢又多为满族垄断，“学而优则仕”的路途不再畅通无阻，文人的兴趣自然而然愈加转向犬马声色。如以“小品圣手”名世的张岱，便在《陶庵梦忆》中洋洋自得地夸口“越中清馋，无过余者”，从北京的苹婆果到台州的江瑶柱，从山西的天花菜到临海的枕头瓜，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美食竟被他尝了个遍。又如戏曲大家李渔，一边醉心于梨园之乐，一边也不忘鲜衣美食这一类“家居有事”，并在理论巨著《闲情偶寄部》中加入“饮馔”一部，系统阐述其“存原味、求真趣”的饮食美学思想与“宗自然、尊鲜味”饮食文化观念。

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饮食之人”不再被轻贱，于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半叶应运而生，在这一背景下，“食圣”袁枚登场了。

袁枚在《与薛寿鱼书》公然提出“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而他自己则将饮食之道视为堪与周公孔子之为相媲美的事业，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

袁枚作诗以“性灵说”为主张，认为诗直抒心灵，表达真意，这一主张也融合到了饮食中：他认为在烹饪之前要了解食材、尊重物性，注意食材间的搭配和时间把握；他反对铺张浪费，提出“肴佳原不在钱多”，食材之美更在于物尽其用；他将人文主义引入饮食，宣扬“物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他强调烹饪理论的重要性，以为中国烹法完全依厨人经验不利于传承，为了给后世食客厨人树立典范，又煞费苦心撰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南北美食集大成之作，再一次为中华美食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纪元。

《随园食单》之前，中国历代亦不乏饮食著作，但关于制法的记述往往过于简略，如《食经》《烧尾宴食单》之类甚至流于“报菜名”。宋元以后，饮食著作的烹饪方法逐渐明晰，但亦停留在“形而下”的层次。而《随园食单》则完成了饮食文化从经验向理论的最终蜕变。如“须知单”“戒单”中梳理了物性、作料、洗刷、调剂、搭配、火候、器具、上菜等方方面面，“上菜须知”中的“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等，都是对中国千年烹饪经验一次开创性的总结与编排。

在袁枚和他的《随园食单》之后，中国饮食文化从“形而上”的思想层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之后的百余年里，帮口菜渐渐发达，“四大菜系”“八大菜系”逐渐成形。

（摘编自江隐龙《中华尚食之道里，自有一个民族坚韧的初心》）

与西方叙事作品的定点透视不同，中国传统叙事作品往往采取流动的视角或复眼映视式的视角。

流动视角的所谓流动，就是叙事者带领读者与书中主要人物采取同一视角，实行“三体交融”：设身处地地进入叙事情境，主要人物变了，与之交融的叙事者和读者也随之改变视角。读《水浒传》的人可能有一个幻觉，你读宋江似乎变成宋江，读武松似乎变成武松，这便是视角上“三体交融”的效应。中国古代句式不时省略主语，更强化了这种效应。比如武松大闹快活林：武松一路喝过了十来处酒肆，远远看见一处林子。抢过林子背后，才见一个金刚大汉在槐下乘凉。武松自付这一定是蒋门神了。转到门前绿栏杆，才看见两把销金旗上写着“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西方小说往往离开人物，从另一视角描写环境，细及它的细枝末节、历史沿革，以便给人物活动预先构建一个场景，如《巴黎圣母院》在描绘那座伟大的建筑时，就先用了数十页篇幅。而这里的视角则几乎寸步不离地随武松的行迹眼光游动，武松看不到的东西，读者也无从看到。游动视角不仅紧随人物眼光，也投射了人物性情一这只能是武松的眼光，他豪侠中不失精细，看清环境才动手；换作李逵恐怕就板斧一挥图个痛快了。

流动视角有时也采取圆形轨迹。《水浒传》中杨志、索超大名府比武，采取由外向内聚焦的圆形视角；梁山泊军队攻陷大名府，采取由内向外辐射的圆形视角。杨、索比武本身着墨不多，却写月台上梁中书看呆了；两边众军官喝彩不迭；阵面上军士们窃议，多年征战未见这等好汉厮杀；将台上李成、闻达不住声叫“好斗”；观战的诸色人物各具身份神态。金圣叹的眉评甚妙：“一段写满教场眼晴都在两人身上，却不知作者眼晴乃在满教场人身上也。作者眼睛在满教场人身上，遂使读者眼晴不觉在两人身上。”流动视角妙处在于：看客反成被看客，着墨不多自风流。

杨志比武的描写，是在单纯中求洒脱；大名府陷落的描写，千头万绪由何处者手？叙事者心灵手捷，一下子捉住了梁中书追然知丧天天的身影和眼 光，菜一翔而收扰千丝牙续，行文设有社果中书轻易脱险，而是在他递遍东南西北四门和三阅南门的过程中，由内往外地辐射出圆形的视角，把瞬同遍及满城的战火统一于一视角可以分为内视角、外视角和旁视角等处在不同层面上的类型。视角的流动，可以在同一层面上采取对位的、波浪状的或者圆形的种种流动方式：也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人的眼光之中。

采取跳跃的或者台阶式的流动方式。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二百余字的故事，使用有如昆虫复眼一般的视角，它先用外视角，写翰林院一位官员从征伊梨，突围时身死，两昼夜后复苏，疾驰归队随之，作者和翰林院一位同事问起他的经历，采取他“自言被创时”的方式转向内视角。内视角把人物在生死边缘上迷离恍惚的意识滑动，寓于灵魂离体后的徘徊，简直是某种意识流的写法。最后作品又转到旁视角，借同事之口表达对这位官员的赞叹。复眼映视式视角的运用，使小小文本具有多重功能：情节功能、深度心理功能和口碑功能，因而这篇笔记简直成了视角及其功能的小小实验室。

 (摘编自杨义《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