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初期曹操所推行的“唯才是举”政策和随后的“九品中正制”可以说是察举制的变种。九品官人法的选择标准为家世、德、才三项，然在实际操作中，家世逐渐成为选人的最关键者。

在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势力被摧折，察举和学校入仕之途又开始恢复。而察举的方式

也逐渐由举荐向通过考试转变，士人得官主要依据于策试和“明经”考试。察举的标准也逐渐由孝悌、吏能、经术并重，转向以考察对于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的文化考试为主。由此察举制和学校制度的关联也更为密切，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后来科举的根本性特征的自由投考制度在北朝开始萌芽。

——摘编自干春松《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

材料  汉代实行以察举、征辟为主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东汉中后期强调“文治”，高级官员往往也是儒学名家，拥有成百上千的“门生”。某人一旦成为某位官员的下属，便终生为其“故吏”。一些家族有人长期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成为影响人才选拔的重要因素。官员们互相请托，推荐亲属故旧，所推荐的人才“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任人唯亲，以便控制朝廷与地方政治。世家大族干预人才选拔，一些地方的人才选拔甚至是被数个家族长期把持。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东汉顺帝之前，选官过程中就已经存在射策、对策等考试之法。起初，察举制在操作过程中不试笔墨，民间评议时朝廷选官共有重要参考价值。达官贵族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获得官职，又令子孙修经明义，取得世代进官场的特权。豪族势力把持乡举里选，也就控制了选官途径。如此一来．被推荐的多为“年少能报恩者”，致使察举成为少数人扩大权力的工具。阳嘉年间，汉顺帝下令，士人不满四十岁原则上不能应选，倘若真的才学卓异，可适当放宽；被举荐者来到中央后，需要通过政府组织的两轮考试，其中包括笔试；“诸生（儒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章句家法是儒学经术，“笺奏”则是行政文书；考试不合格的要被“黜落”。阳阳新制的产生，标志着蕴含于察举制度之内的、与“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并存的另一种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制度化。这就是通过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测验，来决定官员录用资格。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