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众星拱月”，而是“满天星斗”。在这一理念下中原文明不再是唯一的、中心的中华文明源头。把巴蜀文明看作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元，才能看到二者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经历过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三星堆和殷墟两个考古遗址分别代表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青铜时代的辉煌期，但三星堆代表的巴蜀文明和殷墟代表的中原文明经历的却不一样。

殷墟青铜器的主要造型是青铜“物”器，即用青铜器制作的各种物品，最为常见的有鼎、尊等，纹饰大多是动物，鲜有单独的人形纹样。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则拥有大量的“人”形，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金杖上和兽形器上刻着的小人，青铜神坛上所铸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13个人像等等。

中原文明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发掘于家族墓葬之中，作为陪葬的明器，象征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西周早期的毛公鼎的铭文中多次出现“父、王、家”等字样，内容清晰地表达了王权在家族内的传承。这说明，此时权力已被家族私有化，是一种“家天下”的形式。巴蜀文明的青铜器则多用于大型祭祀。从祭祀坑的规模、大小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数量来看，祭祀仪典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必定是国家级的重要仪典。因此，三星堆的青铜器基本是公共器物，是国家礼器，不是专为某个家族和个人订制的。

是什么造成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首先在于两种文明所代表的权力模式存在差异。考古学家李伯谦把“古国”分为“崇尚神权”和“崇尚王权”两类。近几年三星堆最吸引人的文物就是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青铜神坛，专家认为它的奇特造型生动地诠释了正在进行的一次神巫仪式。而中原文明里几乎所有已知的主要兵器都能找到青铜制造品，甲骨文中“王”字是青铜兵器“钺”的象形字，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国王形象演化而来的。《左传》有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把“祀”与“戎”分开来论，在宣扬和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巴蜀文明注重的是祭祀，而中原文明更看重战争。

青铜时代是一个记录英雄的时代。中原文明的首领都有过领导本氏族战胜自然灾害的功绩，大禹治水，商汤试图投火祛灾，后稷教人种植菽、黍、粟等农作物。但人们初次见到三星堆“人”形青铜器时几乎都震惊于它的“大”，体量“大”，高度“大”。这种“大”带给人们最直接的心理感受就是崇高感、神秘感和震撼力，这是神灵能够带给人的崇高感和威严感。以青铜纵目面具为例，它虽然有可能是氏族英雄蚕丛演化而来的，但体量大大超越了人面的实际尺寸，具备宗教意义上神的力量。

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来源不止于此。中原文明区域地势平坦，湿润多雨，交通便利，农业资源丰富。在此基础上中原文明形成了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既重视生存发展和物质实利，也重视沟通的文化基因。对巴蜀文明而言，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立、雪山巍峨，川东盆地则地势平坦，河流纵横。高原和盆地之间是一道降雨带，形成中国的雨雾之极，多种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终日笼罩其中。这很容易让巴蜀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并刺激了巴蜀人的想象力，由此形成神秘的宗教情结和对艺术的迷狂。这是三星堆文化发展为神权古国的自然生态原因，也是巴蜀文明独自向内发展形成的文化成果。

巴蜀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并没有随着古蜀国的灭亡而湮灭，而是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的文化基因之一 ， 展现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摘编自裴争《青铜时代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差异初探》）

材料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源头目前并无确切记载。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慨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中的蚕丛和鱼凫，便是传说中的两位蜀王。《华阳国志·蜀志》里说蚕丛“其目纵”，这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眼睛与脸呈90度垂直的青铜人正好能对应上。《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代陈登龙的《蜀水考》记载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有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这里的神山指的就是陈登龙笔下的蚕陵山。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日渐强盛，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其他不同层级和边缘地区的各级次中心是这个中心在各地实施统治的坚强基础和有力支柱，这种情况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呈现的层级结构完全一致。

蜀王更迭都发生在蜀族内部部落之间，所以古蜀文化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在2000年时间里，随着国力的强盛，古蜀国通过武力征伐，开疆拓土，三星堆文化展示出了“强烈的扩张性和辐射性”。渝东、鄂西及云贵区域，面对已经高度发展的古蜀文明，基本上没有抵抗力。从鄂西出土的鸟头柄来看，此地有可能是古蜀王国镇抚其东界的官员驻节之地；云南、贵州出土的青铜人物，也表明了西南夷各族从属于古蜀王国的事实。

由于古蜀国掌控着西南地区，中原商王朝面对自己急需的一些战略物资，如冶铜所需的矿产，只能选择向古蜀国购买。在这一贸易过程中，中原商王朝的文化渐渐传入古蜀国。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以模范法来铸造，这是商周时期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方法。此外，其中部分青铜尊和罍，形制上与中原商文化同类铜器大体一致。但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类似中原的青铜器只占少数，更多的是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的全面罩、头像、神树、大型青铜人等。不仅改变了今人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以殷墟青铜器为代表的认知，也在事实上重构了中华文明中青铜知识的图谱。

受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影响，人们也在很长时期都将中原文明视作唯一的文明中心。如果不是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在4000年前的西南边陲，曾存在一个与中原文明同样璀璨的古蜀文明。

（摘编自《三星堆文化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