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邦交体制的变化

材料一：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三月，缅甸雍籍牙王朝派遣使团携带长寿佛、万寿经、红黄檀香、象牙、缅布、孔雀屏、红呢、驯象等贡物从云南腾越出发，前往热河。六月，乾隆皇帝下旨册封缅甸首领孟云为缅甸国王。七月，缅甸使团到达热河避暑山庄和北京，受到乾隆皇帝的热情接见，并赏赐丰厚的礼物，除正常的例赏外，还有“加赐”和“特赐”，包括金银、玉佛、玉如意、茶叶、各种瓷器、绫罗绸缎珐琅器、漆器等物。在缅甸使团来华朝贡之际，清政府派官员赴缅宣封。缅向遣使朝贡与清朝派官员敕封缅甸国王，标志着中缅宗藩关系的建立并逐步进入成熟期，双方使者往来频繁，边境贸易繁荣，文化交流不断。——摘编自段知力《中缅宗藩关系研究》

材料二：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侵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指出材料中中缅邦交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导致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形势示意图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

——摘编自凌胜利、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法约问题”

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取得在广东等地开矿的优先权。该约在签订和执行中，形成法国“独专”与其他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议约之时，中方对于其第五条原议“中国云南等处开矿，则向法国矿师商办”，考虑“以该国欲独专其利，恐他国不免违言”，故力争“改为中国将来开矿，可先向法国矿师商办”。

1896年，英法签署《伦敦协定》，规定“在云南和四川两省，中国已经让与或将来可能让与英国或法国的所有商业和其他特权及利益，都将为两国及国民和附属国人民所共同享有”。20世纪初，清政府重申三省矿务由国家办理的部分，按照法约规定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由商民承办的则由其自行决定，同时向英国申明两广矿务并未给予法国“独专”权利。清政府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列强瓜分矿权的危局。

1901年，法商李三私下与土人订立合同承领开采增城县矿区，被两广总督驳斥。列强对广东矿权的觊觎与掠夺引起清政府的关注与抵制。1903年成立商部后，任命考察外埠商务大臣，招徕外洋华商，筹划在粤开办矿业。后又成立闽广农工路矿总公司等，经营管理矿业。

——摘编自莫婉娟《“法约问题”与清末广东矿权的挽回》

材料一：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 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多达70 多处。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

——摘编自姜涛《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