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茶叶是四川销往藏区的第一大宗商品，是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媒介。

材料一   明清时期，川藏地区的茶叶产量、销售量和贸易规模都相当可观。据统计，当时的茶叶年产量达到数十万担，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区。其中，川茶产量最大，而且品质上乘，成为川藏茶叶贸易的主要来源。明代川藏茶叶贸易的模式有三种：官营茶马贸易、朝贡贸易和边引贸易。至清代，官营茶马贸易、朝贡贸易退出川藏茶叶贸易，边引贸易成为川茶销藏的主体模式。由明及清，川藏茶叶贸易史心经历了一个由北往南、再向西转移的过程。在茶叶贸易的带动下，内地与各藏区的商品交流日益频繁，渐趋发展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共同体。

——摘编自何强《明清时期川藏茶叶贸易模式变迁研究》

材料二   通过陕西商帮及其他商帮、青藏土司、头人和寺庙代理人等的贸易推动，陕、青、藏商品流通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加，对汉藏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通过绵延500年之久的明清汉藏茶叶贸易，使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黄河、长江及其周围汉水流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原文化、巴蜀文化、雪域文化、岭南文化等）和各民族（包括汉、藏等）文化发生持续的交流、竞争和融合，呈现出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

——摘编自刘立云《明清时期陕川藏贸易研究》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耕地可改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棉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泾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湖州府双林镇的丝织业，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业等，也远近驰名。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卜宪群等《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隆庆元年(1567年)部分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极好的销路，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徽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进行大宗的商品长途贩卖。明朝后期，许多富商带着大量资本经营起矿冶业等产业。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甚至“左儒而右贾”，习以为常。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材料一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顺治十二年（1655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6.6%，都远远超过了两千年封建时期中国人口1%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 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总量与质量上相较之前的朝代都有较大的提升，市民阶层壮大与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了人口的增殖。 明清时期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鼓励人口繁衍。特别是康熙晚年实行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 同时，清代疆域扩大，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被纳入人口统计与户口编审的范围，人口统计范围的扩大使人口数量得到极大的增加。

材料二   明代人口达到2亿之时，全国不少地区的土地已经开发殆尽。 而清代在此基础上人口与粮食总产量增加一倍以上，主要的增产途径就是增加耕地的面积，进入山地、丘陵地区开垦拓荒，加上外来耐旱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全域性的开发，如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晚清汪士铎面对中国四亿人口曾哀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州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清中叶后民变起伏。超量的人口导致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对边疆土地的开发导致汉族人口大量涌入原少数民族地区，并与之争夺生存空间，激化了民族矛盾；因人口增长压力导致的人群流移成为清代中叶后社会的常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蔡欣《探究明至清中叶人口增长的特点、原因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