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初，河西走廊为匈奴所占，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汉武帝即位后，不断反击和进攻匈奴，匈奴被迫向北迁移。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国的丝绸和蚕桑技术、铁器、釉陶、井渠法和造纸术都陆续西传。中亚、西亚的特产如胡桃（核桃）、石榴、芝麻、黄瓜、大蒜、胡萝卜、胡豆（蚕豆）、橄榄、胡椒、苜蓿等也先后传到中国。大宛的“汗血马”、非洲的鸵鸟、狮子以及西方的宝石、香料等也由西域古国赠献而来。史书称武帝时的长安集市“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历史上册》

材料二

“黑石号”是1998年在印尼附近海域打捞出水的一艘来自阿拉伯的唐代沉船。根据船身结构推测，“黑石号”可能是当时印度或阿拉伯造的单桅缝合帆船。依据航运线路分析，学者普遍认为“黑石号”应该是从扬州出港，目的地是波斯湾，沉船年代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船上满载中国货物，仅瓷器就达67000件，产地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和广东地方窑等。出水的诸多瓷器，其图案与纹饰都带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如飞鸟、摩羯鱼等。“黑石号”承载的宝藏印证了唐代中国和印度洋西北岸的西亚、北非诸国已存在规模巨大的海运贸易。

——摘编自周靖、罗明《中外历史一百讲》

材料  在东北亚区域内，历史上有多条以贡赏贸易为主的商业交通路线，其中尤以丝绸交易为大宗，被称为“东北亚丝绸之路”。

春秋战国时期，肃慎族频繁朝贡，初步形成了东北与中原往来的稳定路线。秦汉时期，夫余人开启了东北亚最早的丝织品贸易。随着中原文化传入，形成了东北亚早期海陆丝绸之路。随后，辽南地区完成汉化并远播到朝鲜半岛，改变了东北亚区域古代文明的固有格局。隋唐时期，渤海国开辟的日本道，直达京都。辽代贵族为追求盛产于滨海地区的海东青开辟了鹰路。金代开辟了自燕京经上京(哈尔滨阿城区)沟通今俄罗斯的“黑绍之路”。明代修建的“永宁寺碑”与“重修永宁寺碑”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官修碑铭。清末在黑龙江中游开出的“黄金之路”是东北亚丝绸之路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典型。

——摘编自王禹浪、张佳慧《东北亚丝绸之路研究四十年概述》

材料一：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展开了四通八达并且前所未有的商品及其技术交流。与此同时，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思想艺术的交流也空前提升。”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虽然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交融。

    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从汉唐到宋元，从明代到清中叶，我国综合国力强盛，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经济社会的高度繁荣，使我国成为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引领者。历代政府通过设置官职、制定规则、出台政策，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制度支持；稳定边疆、建立驿站，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离不开政府引导和参与主体的有机结合、相互协调，只有使两者形成合力，才能激发出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力。汉唐宋元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先后与沿线上百个国家或民族和睦相处。古罗马、波斯、大食等国“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丝绸之路赢得了大发展、大繁荣。历史表明，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共同发展的共赢理念，是推动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也是丝绸之路的本质属性。开放包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多种文明汇聚而成的价值底蕴，是古代丝绸之路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也是丝绸之路魅力永恒的精髓所在。

——摘编自《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