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的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是要死的，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地和工作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选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
材料二：
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渐渐地被解构、重塑抑或稀释，进而演化成为陌生人社会。然而，我国乡村社会形态的变迁并不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简单的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笔者称之为“虚拟型熟人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大量中青壮年为了寻求生计，逐步涌向城市社会。学术界大多认为这一现象证明乡村社会走向衰败，并作出“乡村社会没有未来”的学术判断。但在互联网实践与乡村社会交融发展的今天，工作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村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在线上平台实现虚拟交流，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的“数字关联”。村庄治理主体可以把乡村公共议题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同时空下的本村村民便可以就议题展开对话、讨论与协商后作出决定。
互联网实践不但有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也为强化公共舆论约束机制带来新的契机。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里，村民之间互动而形成的乡村社会舆论是村民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数字时代，即使大量青壮年村民常年不在乡村社会生活，公共舆论同样能够基于互联网实践来约束村民之间的交往行为，给破坏乡村道德舆论的村民带来沉重的道德压力。
互联网实践把基于血缘、地缘而组建的乡村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复制到数字平台上，为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注入动力，呈现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形态。比如，个别村民在城市打拼多年，结识了不同的企业老板或工友，有机会获得老板或工友会在微信群等数字平台里发布一些用工信息，为留守在乡村的村民找工作提供渠道。此外，由于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乡村社会中婚丧嫁娶事宜大多数都会在村微信群通知，虽说打工村民不能到场，但是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来表达对“办大事”村民的祝贺。这种交往方式虽说少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密性接触，但却维持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
互联网实践还赋予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村记忆以新的展现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瞬间切换，重构熟人社会的乡村记忆因子。比如，乡村社会可以在数字平台上举办具有地方特色民俗活动使得乡村记忆在“线下”和“线上”双向建构。打工村民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赋权对特色民俗互动进行重构，并与村庄建立起新的联络机制，使得乡村记忆的传承得以继续。在乡村记忆演绎的过程中，村民能够平等地参与、观赏及评论乡村的特色民俗活动，也有助于形成乡村记忆的共同意识，进而强化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
（选摘自郭明《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新乡村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