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家领导人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艺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文化内涵，塑造文化形象，并且以审美的方式积淀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当文化自信被赋予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时，它理应得到文艺化的表达，在这种表达中，文艺又自觉地成为文化自信的独特力量。

其实，文艺表达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表达，而文艺家只有拥有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才能够将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古今中外的文艺史说明，只有具备了充分的文化含量的文艺作品才能成为经典，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但能够传承文化，将人类文明发扬光大，而且能够参与文化的创造。《诗经》只是一首首诗作？不是，它同时创造了诗经文化。《楚辞》只是一首首歌？不是，它同时也创造了楚辞文化。汉代的石雕是汉代磅礴大气的象征，而“元四家”的山水则是典型的文人隐逸文化的代表。《兰亭集序》只是一篇序言？只是一幅书法作品？不是，它是对生命的发现、对自然的礼赞、对宇宙的敬畏。更不要说四大古典名著了，它们博大精深，直至今天，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和教育。这些经典都超越了有限的题材与主题，在文化层面创造价值，构建精神。所以，在文艺创作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定律，不管你从哪儿出发，也不管你将镜头与画笔对着什么，是否有文化追求将决定你创作层次的高低。

实际上，文艺创作是有层次的。许多文艺家以为表现什么，就把什么表现好就行了，这种看山还是山的创作是无法具有超越性的。只有不断地向高处攀登，向深处开掘，你才能从有限走向无限，也才能写出精神，写出文化。文化是所有成功文艺作品的光辉。文化表达是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境界看上去似乎难以达到，其实，就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追求，有没有这样的自信与自觉。因为文化无处不在。人类有人类的文化，国家有国家的文化，民族有民族的文化，地域有地域的文化，行业有行业的文化。同时，文化又是在不断变化的。它在变迁，在激荡，在淘汰，在创造，在积累，不同的时代与社会有不同时代与社会的文化。

（摘编自《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

材料二：

近年来，诸多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质文艺作品次第涌现。《唐宫夜宴》《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等蕴含了浪漫悠久的东方美学品格，《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等塑造了生动饱满的英雄形象……这些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影视艺术作品，有效助力了中国之美的传播。

近期，某动画电影中“宽眼距、吊梢眼”的主角造型引发争议，与此类似的，某产品广告中的“眯眯眼”造型以及部分摄影作品中模特造型等，均被置于广泛讨论之中。一个文化群体的“关”到底由谁来定义？又应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的出现，具有漫长的历史渊源，而对其进行厘清，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很长时间以来，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处于强势一方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文化的定义与描绘从未停止，这种定义和描绘却常常带有误解甚至扭曲，是漠视这些国家的文化本体与历史遭遇的结果。

中国形象、中国之美应该由谁来定义？它应该是怎样的？它可以是怎样的？在当下世界传播格局下，尽快加强自身文化传播能力建设，不让中国形象全由西方想象、判断与决定，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一环。

中国的文化从业者，应加深对自身群体文化的了解，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深刻理解我们的文化本源、文化本体、文化构成与文化发展脉络，真正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真切知晓我们美在何处，因何而美，为何而美，为谁而美。《永不消逝的电波》《高山下的花环》等在中国电影各个阶段涌现出的那些彰显着人民性光芒的优秀作品，《典籍里的中国》《故事里的中国》等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弘扬了一部部文化经典的电视综艺，无不对中国文化中那些震撼人心的美进行了深刻挖掘，它们向世界呈现了一个有着历史厚重感、文化纵深感的中国形象。

我们的审美观和美学理念来自文化的传承；五千年文明史给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我们更应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

与此同时，文化从业者还应提升传播能力，尤其是跨文化传播能力。在数字时代，跨文化、跨国界传播更具技术上的便利。《遇见工匠》《伟大诗人杜甫》等一批国际传播纪实作品，表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塑造了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人形象，实现了在国际国内的有效传播。

（摘编自《文化自信才能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

材料一：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人们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绝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团体的象征。在这样的神的观念下，派生出两个重要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与此相反，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但是孔子却常常提到“仁”字，一方面他一再地要给仁字明白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却又屡次对这种道德要素“欲说还止”。每当他积极地想要说明仁字是什么时，他却又退到了“克已复礼为仁”“恭宽信明慧”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团体”缺乏，“天下归仁”就是一个无法清晰解释的观念。以私人关系维系的社会形态中，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所以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样不分差序的爱的观念，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王私人间的关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相应的，“讲道德”成为人这种生灵不仅显著而且引以为豪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展示和呈现。

为了表明“讲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经过教育和劝说之后更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论证方案。其中一种典型方案是，将“讲道德”与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以及人类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通过描述和阐释道德对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关键作用而证明“讲道德”的必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崇高性论证”。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论证方案可用于说明“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那就是“脆弱性论证”。与“崇高性论证”相比，后者的着眼之处不是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或生活的繁荣，而是个人的生存、集体的维系或生活的延续。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告诫人们，如果缺少道德，个体将无法继续生存，集体将分崩离析，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原因在于，就其个体而言，人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使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互相帮扶和约束的秩序，结成拥有一定规则的集体和社会，从而确保每位成员的安全与发展。

（摘编自《世界哲学大会专家谈》，《光明日报》2018年08月24日02版）

材料一：

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团体，团体是有界限的，不能模糊，这种格局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如果有朋友写信说他将要“带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就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常用“阖第光临”，但是很少人能说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指自己太太一个人，“家门”可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西洋的格局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我们的格局（实际上就是差序格局）则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节选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样不分差序的爱的观念，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王私人间的关系。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写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节选自《乡土中国·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有删改）

材料三：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时的，礼是合式的意思。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一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节选自《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