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条约体系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国际交流或外交体系。伴随着条约体系的诞生，殖民体系也逐步成为欧洲国家在与其他弱小部族或者国家进行交往的主导体系。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相互配合，形成了欧洲国家面对领土争端、经济冲突或对其他特殊政治问题的解决途径。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之浅析西方条约体系与中国朝贡体系的斗争》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世界史知识，围绕“条约体系”，任举一例，自拟论题并加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很明显，对人的重新强调和对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新强调显然比中世纪的观点更能导致海外扩张。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以科学为导向的。其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的的某些思想方式。他们坚持崇高和相信不可知和幻想的事物。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们所说的能将其他金属变成黄金的石头。他们仍然相信占星术，并把它与天文学混淆。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看法明确，表述成文，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随即开始了一场生物大交换，马和牛被带到了新大陆。1510年，西班牙开始从非洲劫掠黑奴，贩卖到美洲。美洲的土豆和烟草也被带到欧洲。上帝散掷的两块大陆，于焉重逢，而两处原本大异其趣的世界，也在那一天开始变得类似。欧洲人身上所携带的病菌也一同移居，可怜的印第安人忍受了数百年的疟疾和瘟疫。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在承受着梅毒的考验。

——摘编自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

根据材料并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知识，试着给“哥伦布大交换”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并评价“哥伦布大交换”。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材料一：回顾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史，清末的鸦片战争成了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以单向度的输出为主要交流模式。……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劲风急吹，使得中西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碰撞与冲击，因此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角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提供了契机。

——摘编自吴雅思《中西方文化的角力与更新：以鸦片战争为切入点》

材料二：在现代东亚世界，新加坡提出了“亚洲价值”，主要是指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价值体现。其被概括为五大原则：一、社会与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家之本在于家庭；三、国家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有利于维持秩序；五、宗教间应互补、和平共处。

——摘编自吕元礼著《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

 材料一：两宋政府颁布了多项行政法律以管理庞大的官僚群体。宋朝的科举考试开设了“明法科”，法律成为科考的重要内容。宋朝专门设置审官院负责京官和朝官的考课，还颁行《守令四善四罪》考课法。宋朝扩大了御史的弹奏权和行政监督权，“台谏官许风闻言事”；地方建立监司、通判监察体系，还特别制定《监司互监法》。皇帝亲自掌握御史的任免权，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为御史。还颁发了《名例救》《职制令》《厩库就》《杂就》等，对监察官的职权与活动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摘编自杨世鑫《法制前提下的宋代公务员管理》  

 材料二：在西方国家，凡职业文官都要经过竞争考试，而不是靠私人关系或党派背景。文官管理有统一的人事管理机构，如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事务委员会等；有统一的人事制度和法规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实行综合管理，并使他们在各部门之间，在中央和各级地方单位之间转 调、轮换、流动等。美国政府还把分类法应用于几乎所有文官职位，文官“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文官必须忠于国家；严守国家机密；文官一律不准从事任何与本部业务有关的盈利事业；文官不得参加政党活动，不得公开发表政见，或对政府施政任意批评，使政府感到为难。  

 ——摘编自焦冠军《西方文官制度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