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人口的发展与分布，是衡量古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也是衡量地区间经济差异的指标。中国古代人口的发展具有稳定性和不平衡性，其人口的时空不平衡性是由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历代中国人口统计表

——摘引自谢忠梁著《中国历代人口略计表》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上述统计表中提取中国古代具体两个历史时空的人口发展信息，并从影响人口发展的不同因素角度展开论述。（要求：信息提取准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达清晰）

材料

春秋时许多蛮夷到了战国都不见了，难道他们都绝种了吗？不，他们因为文化的提高，已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再没有种族问题了。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1939年）

请根据材料，对顾颉刚的观点作合理解释。（要求：提炼材料观点后，对其进行论述或剖析，应见解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明朝时期，除典当、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经营存款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铺如盐店、布铺、米铺、杂货铺、珠宝铺等兼营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万家产殷实、且经济信用较好的财主有时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给薄息。

——摘编自朱荫贵《论近代中国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

材料二：“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摘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先施永安新新中原等百货公司、中法中西等药房、九福公司、同昌车行、ABC内衣公司、大世界等，均曾有储蓄部之设。先施永安两公司之储蓄部开办于民国七年，新新公司者开办于民国十五年，中原公司者开办于民国二十年，同昌车行之储蓄部与中法中西两药房合办之妇女美德储蓄部则开设于民国十九年。

——摘自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

辨析并说明三则材料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其可用于研究的具体领域。

材料一：肇始于西汉的和亲政策，可从先秦时期华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婚姻中寻觅到踪迹。先秦时期，部落首领为自身的利益，采用联姻的方式建立利益同盟。春秋时期，华夏与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间及各诸侯国之间的联姻活动更为活跃。中原王朝之所以产生以婚姻结戎狄的观念，与其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中原农耕社会以家族为核心，而家族又以血缘为依据，血缘则是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之上的，“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为宗庙，下以为继后世者也”。而将联姻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之中，并将之制度化，形成专门的政治策略，则始于汉高祖之时。

——摘编自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

材料二：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

材料一：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

材料二：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壅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摘编自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

材料一：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儒家，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法家，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先秦诸子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三： 

材料四：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糅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 

—— ト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